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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条人以现象级的走红称霸了这个夏天关于“乐夏”的舆论场之后,潮汕终于有了除牛肉火锅和马化腾之外第三张城市名片了。五条人的音乐氛围被认为充满潮汕地区特有的“咸湿的海风味”;主唱仁科则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潮汕靓仔”——一种异于“以广府青年为代表的广东男性印象”的广东男性印象。


但严格一点的话,狭义上,或者说在当地民间的传统认知中,海丰并不属于潮汕地区,后者仅包括“潮汕三市”(潮州、汕头、揭阳)。甚至,海陆丰和潮汕民间,向来有一种相互鄙薄的心态:潮汕人认为海陆丰民风彪悍,做事太野;海陆丰人则觉得潮汕人吝啬、不大气,是“涩肚仔”。所以五条人也只能算半张潮汕名片。


很长时间里,潮汕在全国文化版图中都显得落寞。美食、崇商,如今加上半个五条人,撑起了绝大多数外地人对潮汕的认知标签。文艺创作和这片充斥着保守乡土人文的土地似乎并无关联;生于此地而向往进步的知识青年,也常以一种决绝的姿态尝试逃离他的家乡烙印。


(林培源近照) 


然而,生于汕头,在广深两地、北京和美国都求学过的作家林培源,却尝试在一种“漂泊”的状态里去接近故乡,以语言形式和故事内容再创造出一个潮汕。


林培源不久前出版了他的新书《小镇生活指南》,这是他的第四部短篇小说集,也可称为“潮汕故事集”。这本书里的故事都来自他的故乡潮汕,他选录了9篇自己在2012年到2017年写成的作品。


那五年林培源主要在广州和北京求学,和潮汕隔得很远。按林培源的说法,虽然他因写作和潮汕在情感认知上的距离越来越近,但作为从“小镇走出来的潮汕青年”,他总感到自己在故土面前是个“异乡人”般的存在,“我无法融进城市的生活,也无法重新适应我成长的故乡。我总是在焦虑,也只有投身写作才能缓解这种焦虑”。


作为中国近年兴起的“小镇叙事”中的样本之一,潮汕有什么独特之处?遍历各地之后,一个潮汕青年作家为什么还是选择故乡作为阶段性的书写对象?我们联系了林培源进行了采访,聊了潮汕、小镇、文学和真实的生活。


潮汕以外的潮汕和命运


《小镇生活指南》是林培源所作的第九本书,新书出版这一年他三十二岁,刚在清华大学攻读完文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林培源在北京的生活也就告一段落,他搬到了离家乡更近的广州。


高中之前,林培源都生活在潮汕,直到去深圳读大学。此后,他随求学环境迁移,在深圳、广州、北京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等地辗转了十三年。短篇小说集《小镇生活指南》里的所有主人公都生活在那个故乡,因此他也称这本书为“潮汕故事集”,故事里的人们喝工夫茶,吃牛肉粿条,泡青梅酒,讲潮汕话。


地理意义上更为准确的说法是,林培源是汕头市澄海区盐鸿镇人。潮汕更接近一个广义的文化概念。潮汕三市,算上包含海陆丰的汕尾,四个地级市组成了“粤东”地区,说着和粤语大不相同的潮汕方言,也在此基础上保有独特完整的传统文化。


学术定义上,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这三者,构成了岭南汉文化的主体。也即是说,潮汕文化和基于粤语的“广府文化”是平级并行的,并非从属关系。然而,受惠于香港流行文化的旺盛生命力,广府文化长期占据了全国对于广东的想象;客家、潮汕文化相比起来则显得边缘而陈旧。


潮汕是广为人知的东南亚地区侨乡、美食之都,又有以李嘉诚和黄光裕为代表的潮商传说。总的来说,潮汕印象多会充斥着人们对于开创和富足的惯性想象。这种想象始于上世纪最后二三十年,但也似乎停在了那个时间。新世纪以来,人们对潮汕和客家的想象并未得到更新,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当九连真人和五条人先后出现在聚光灯下时,会给人们带来如此大的冲击。


以香港为中心的粤语广府文化,其光芒正在被各种因素削弱,与怀旧、落幕和退潮种种形容词相应的,包含着深圳城中村、粤东客家话和广州拆迁建设的广东正不断通过文化创作进入大众视野。


或许这是在说明以粤语为中心的广府文化退潮后,岭南文化的其他部分正在崛起?出生在潮汕小镇,成长于广州,武汉求学后又去到北京工作的木村拓周认为,这也可看作成那些中国东南省份地区,有着非广府文化身份的青年们,正在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策划着关于身份认同创作的蓄力反攻。那些有着闽南、客家或是潮汕文化身份背景的人们,却常年受着以粤语为中心的文化作品滋养。等到中心被消解后,真正个人的表达终于有了空间来呈现和被大众辨识。


林培源不认同这个看法,并认为这是资讯通畅时代下信息对称的功劳:“这不是一个崛起的过程,只是说以前被遮蔽起来的东西,盖在上面的那块幕布被拉开了。”


所以林培源笔下的潮汕是相异又相同的。异色的部分在于他书写的对象多是小镇里的边缘人,零落在时代主旋律外的潮汕生活,也咀嚼生活失控后的苦涩。相同之处在于,故事里的失独父母、单亲母亲和独自生活的老人,他们的形象又总是能让潮汕之外的读者,识别出快速变迁中的中国其他小镇的底色。


书里有一个短篇叫《秋声赋》,写一个名为阿秋的男孩,他一心想通过高考走出小镇,却因为家里没钱给他上大学,高考后他在海堤边寻短见,人救过来却傻了。这个形象来自于林培源身边的两位同学。一个高考落榜,有些想不开,骑着自行车去海边坐了一整晚;一个考上了,但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父母决定不供他上学,他则因为总想着这个事情导致精神出了问题。


这像是潮汕诸多开天辟地传说的另一面。在这一面中,潮汕又变得和多数小镇一样,教育又成为小镇向前发展的主要叙事,交杂着无数个家庭的荣光和痛苦。林培源从小成绩就很好,他笑称自己“像别人家的小孩”,但他在这个位置上时又总是在想,“如果我成绩不是这么好,没有机会去读一个好大学,没有文学的爱好,我的命运会走向哪里?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


他想到自己小时候总是很期待去深圳的姑妈家过暑假,那是在97年香港回归前,去深圳还需要办边防证,“到了大城市,才发现深圳有那么大的书城,里面全都是书!但小镇是没有的,文具店里只卖些教辅资料,和没什么人看的世界名著”。


林培源一直记得那个书城,他觉得那意味着一扇天窗被打开,然后就有了强烈的愿望觉得自己要离开那里,要到更大的城市去生活。


走错舞台的小镇和蓄力


高三的时候,林培源参加了新概念作文大赛。在互联网还未普遍下沉到中国所有小镇的时代,这个创办于1998年的文学比赛,曾因韩寒、郭敬明和张悦然的出现,撩动过很多少男少女要靠文学来实现自我价值,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想象。


这些多出生在80年代后90年代初的独生子女,作为被过分溺爱的“小皇帝”,父母乐于给他们零花钱去买不影响学习的杂志作消遣,但生活在把高考等同于未来的大环境里,他们往往也要背负着一个家庭的竭力投入。其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这样结识了青春文学,靠着故事里耽溺于自我的友情和爱情,在压抑里开辟出一个暂时温暖的栖身之所。


报刊亭即在纸媒还没被互联网冲击的光环下蓬勃发展,作为中心向边缘传递消息的驿站,集中在某个时期持续为小镇青年送去了《萌芽》《读者》《青年文摘》和《最小说》等文学性较强的读物。



少年时期的林培源会去报刊亭购买《萌芽》,他模仿《萌芽》里的青春题材小说写作,学校里文学社的老师看过后建议他,去多写一些自己身边的、故乡的故事。他以自己长大的小镇为底色,写了文章《打马而过的旧时光》,讲一个母亲在操持大家庭中间的诸多不易。


《打马而过的旧时光》拿下了当年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向《北京青年报》回忆这段经历时,林培源认为那是此后他会走上这条路的一颗种子,他觉得自己似乎是真有文学才能的。


当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还能定向学校为高考成绩加分,林培源只要过了一本线,就有很大概率去中山大学读书。他记得自己高考查分那天,正好是香港回归的十周年,家里的亲人们去香港见证这一纪念日。林培源打电话去咨询台查分,590分——比当年广东的高考一本线591正好低了一份。一串冷冰冰的数字,引来了一串串暖呼呼的眼泪。


无缘梦想学府,林培源去了深圳大学文学院。高考的失利让他进一步谨慎、自律地过着学生生活,直到今天他还会记录自己每天的工作,细致到每小时。他想确证自己是否真的有文学才能,所以大一时又参加了一次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一次他还是一等奖。


2009 年时他参加由郭敬明主办的“THE NEXT·文学之新-全国文学新人选拔赛”,并随即签约“最世文化”。他的作品开始不断在最世文化旗下的杂志上发表,他也正式出版了长篇小说,参加签售会,读者们抱着书能排好几层楼的队。“最世文化”签约作者的身份和经历外,林培源在大学办杂志,成绩也好,四年里拿了不少奖学金,最后又凭这些资历保研去了暨南大学。现在想到在深圳大学的那几年,林培源感觉自己有源源不断的创造力,觉得特别快乐。


快乐的另一个层面来自于经济上的自足,这成为了他释放自己和父母家庭,以及那个故乡小镇之间紧张关系的基础。如果没有在出版业最后的辉煌年代在财务上为自己挣得的自由,林培源可能会疲于在家庭压力和个人价值实现之间来回折返跑。


“最世文化”和他签了两次约,时间跨度快十年。在第一次签约后,林培源就感受到最世文化的写作和他认可的那种写作有“非常大的撕裂”存在。和他差不多时间段签约进入最世文化的作家,书写题材多集中在青春校园、城市景观和畅销书等类型之中,凭此赚取了很多的版税。



但对于林培源而言,长篇处女作《薄暮》出版后他就意识到了,自己更像是一个“走错了舞台的演员”,“那个平台的文学生产出版机制,它面向的还是比较低龄的读者,再怎么表演也很难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林培源现在回看自己写的《锦葵》《欢喜城》和《南方旅店》,那里面有纯文学的东西,也有青春文学的东西。他尝试把自己在深圳和广州求学的城市经验写到小说里去,但要把那样的经验出版成长篇,又要和青春文学拧在一起,林培源仍觉得是一种巨大消耗。2012 年前后他开始集中精力把创作放到中短篇小说里,后来这些作品,陆陆续续都在纯文学杂志上发表了。


研究生毕业那年,林培源还想继续读博,但第一次考博并不顺利,他没能考上。高考失利的一幕仿佛再次重现。当他通过投入写作、签约出版机构,为自己挣来挣脱开小镇青年既有路径的自由和资本之后,学业的不顺仍然会使他受挫。这之后一整年的时间他整个人都比较低迷,“像是跌在了一个谷底,但还是要积蓄力量,要爬起来。”


校园之外的这一年,他准备再考一次。那年他落脚在广州,住在白云区姐姐的家里。姐姐生了对双胞胎,正好是快要上幼儿园的年纪,家里很难安静,林培源于是每天下午出门,背着书去附近的麦当劳或者肯德基坐着复习,他是里面唯一一个坐着看书的人,“没有人理解你在干嘛,也不知道是我太敏感了,还是他们真的会想,这个人怎么一天天在这里无所事事的。”有时候他也去小区楼下剪头发,发型师问他在哪上班,“我说我在做淘宝”。一方面是因为在那段时间里,他真的在帮姐姐的鞋店上线淘宝;而另一方面,这样他就可以避免那种必须要不断和陌生人解释文学的尴尬处境。


岌岌可危的文学和生活


考博失利的经验被林培源视为又一个转折,对于常年蛰于校园这样象牙塔的他来说,变化是“天翻地覆”的。他意识到那些看似是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包括投入了非常多的文学,其实都是岌岌可危的。他感受到了其中的危险性,“不是说文学不好,而是说一旦没有把握好生活跟文学的关系,或者说当你处在关键的人生阶段,有一步没有踏好,就会发现自己并没有更多余力去维护好你对文学的热爱”。


一年之后他考上了清华大学,跟着著名作家、教授格非读博,纯文学的道路终于在陡然间变得更为清晰。他又是那样一个理性和自律的创作者,要尽力安排好自己生活的每一段时间。


林培源第一次和最世文化签约时,有一项要求是只能在最世文化旗下的杂志刊物发表作品。那时候他多在《文艺风赏》这样偏严肃内核的杂志上缓冲自己和“青春文学”之间的挣扎。那些故事就又回到了一个更为实在的潮汕里去,用更具实验色彩的手法,写那些生活在潮汕的边缘人物。


第二次续约前,他和公司争取到了在其他纯文学期刊或平台发表作品的权利。随后他所写的《白鸦》和《邮差》等作品相继在《青年文学》和《花城》等杂志亮相。这些作品收录进了短篇小说集《神童与录音机》,于去年出版。作家阿乙推荐这本书时说,“林培源是新一代学院派小说家的代表,他的叙事自然、古老而甜蜜,穿着时尚年轻小说家的外衣,传承着托尔斯泰、废名、格非的余火。” 


在北京的这几年,林培源现身文学现场,结交了不少行进在纯文学道路上的师友,作家张楚和阿乙在《神童与录音机》的发布会上为他站台,和读者们聊文学。他在读博期间,出版了一部长篇和两部小说集,拿下了由《人民文学》杂志和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而他研究赵树理小说的论文又拿到了学术会议的一等奖。


在《小镇生活指南》的后记里,林培源瞻望了文学历史中那些著名的小镇、城市和故乡,那都是他心中的短篇小说大师,鲁迅笔下的鲁镇、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奈保尔笔下的米格尔街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他说,写作一部“潮汕故事集”一直是他的梦想。从这篇后记里,读者不难触摸到这种梦想,如果你能感受到马孔多因为马尔克斯而真实和恒久,你也能明白这是所有作者的梦想。


但林培源感到自己在2017年后,似乎再难有之前那么大的动力去写潮汕故事了。2017年后他去美国杜克大学访学,他在太平洋的另一端,昼夜时差稀释了他跟“文学现场”的联系,“刷微博更新到的东西,看上去好像很喧嚣,但都是过去式了,你从朋友圈里看到谁出了新作,谁获了奖,谁在颁奖典礼……但那些东西好像和你又没什么太大关系。”


他在这之前总觉得自己活在文学里,拉开距离后,他才知道“文学并不是无可取代的”。想起了这一点,林培源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生活,是不在生活里追名逐利,是认真地经营生活,再用心去感受它。所以林培源说自己对北京没有什么执念,他要再回到“生活”里去,再去调整自己跟文学的关系。如果觉得应该先在学术上做沉淀,他也做好了一两年不写小说的准备。


《金蝉》是林培源在2019年写的小说,这是他最近一篇发表出来的小说。他写一个姓林的中年人,在北京的高校教书做学术,没什么钱,离异后母亲执意从潮汕老家来照顾他,两人生活在学校的一套小房子里。因为离婚,他没能把儿子带到身边,儿子随母亲改了姓也和他越来越疏远。在不少场合里他要同时兼顾母亲和儿子的感受,“既不能说真话,也不能说假话”。


局内人的局外人和“哪儿”


以下为部分访谈内容:N=北方公园 NorthPark L=林培源


N:您怎么定义纯文学?我总觉得纯文学的概念在传播的时候出现了歧义,其实不是那么封闭和晦涩的东西?


L:以前我们对纯文学的看法可能停留在一个比较浅层次的笼统的概念里,认为纯文学跟商业不搭边,更注重文本和文学性。但你回头去看,真的有所谓纯粹的纯文学吗?不存在的。80年代那批作家,他们算是纯文学的写作,但莫言、余华和苏童他们其实和电影与商业走得很近的。


把时间线再放长远一点,看现代主义的一批作品,似乎阅读门槛确实很高,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出版,就是庞德操作的,庞德先对外说乔伊斯写了部很牛逼的小说,饥饿营销,吊足了胃口,然后这部小说才一下子变得洛阳纸贵。


我们认为纯文学曲高和寡,其实是有一些误读的成分。我们现在说的“纯文学”是在特定阶段形成的,是对于上世纪80年代对革命叙事的一种反动。“文革”后,改革开放,思想一下子解放了,所以为什么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那么有鲜活,那么有力量,背后隐藏的是对当时革命叙事的不满,他抛开了当时钳制他的东西,找到了叙述的自由。


N:但今天的纯文学好像是一种广泛的类型了?是更注重自我表达了,也强调要和通俗区分开?


L:应该这么说,纯文学和通俗、类型文学还有差别的,但也不可能完全没关系。举个例子,读者一般都把麦家的小说定义成谍战文学,可是他的小说有很强的先锋文学的意味。特别是去年出版的《人生海海》,我读完特别激动,我之前没读过麦家,但是读完《人生海海》之后,我一度觉得那是当年最好的长篇。所以你就会发现,所谓类型文学和纯文学之间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


N:您认为纯文学的定义还是很有必要的?去提示读者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和阅读经验。


L:对,但这么一想我们好像是在拔高纯文学。实际上,纯文学有点沦落成像五四时期带着西化味道的那种精英文学了,变成一种不断在小圈子里循环流动的东西。尤其是是现在的纯文学期刊,关注纯文学期刊的读者多吗?其实很少的。


我研究赵树理,他有个有趣的说法,认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是所谓的“文坛文学”,但赵树理更看重的是“文摊文学”,他用通俗化的写作,去挤占被三侠五义和“封建落后”的小人书占据的文摊,他像把五四的精英文学和下层民众的隔阂给打破。


这样的写作是很有创造力的,尤其是他对文坛和文摊的区分。现在风水轮流转,转到这个时代,同样的现象又出现了。一旦我们盲目地抬高了纯文学的地位,筑起城墙将它围起来,这样的文学就会变得封闭,同时需要再次被打破,从其他的资源汲取力量,完成新的变革。


(赵树理代表作《小二黑结婚》改编同名电影剧照)


N:《小镇生活指南》里的故事原型最初您是怎么听到的?是用潮汕方言听到的吗?您认为潮汕的故事里最难以被普通话“转译”的部分在哪里?


L:其实不能叫转译,它更像一个种子,先落在了心里,等上一二十年再生根发芽,之后就会长出新的东西来,那个东西就是独属于文学的。转译更多的是语言和形式层面的东西,这就涉及到我从潮汕话听到的那些间接经验怎么进入到小说?这是一个文学处理的问题。


潮汕话和现代汉语还是有区别的,它跟粤语不一样,粤语很多字可以直接用来写进小说。不过我做的还是特别有限的尝试,比如《秋声赋》里有句话——“我们无能供伊读书”,意思是“我们没有能力供他读书”,用潮汕方言念起来是特别地道的。我一直在做这种尝试,不是突然脑子一热才这么写。我记得很早以前,有编辑要把我小说里的“哪里”改成“哪儿”,我不同意,一定要让他们改回来。


但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放开来谈的话,还可以参照所谓的“华语文学”,像黄锦树、张贵兴这样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他们主要讲一些发生在南洋的故事,在文学世界里构成了一个很大的脉络。我刚开始写潮汕故事时特别没底气,但看到这些作品后,我发现他们把闽南方言直接用到小说里了,更有一种陌生化的效果,有些用词不看注释,可能根本无法理解,但他们就这么写了。所以我就想,他们可以这样写,我要那么多顾虑干嘛呢?


N:这个可以理解成您看到马来西亚华语文学后就有归属感了吗?


L:还是要分开来看,语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写的人物还是潮汕人,他们生活的环境有很强的潮汕味。不过话说回来,我其实特别讨厌那里陈旧和落后的东西。我希望小说能写出地方特色,但又能超越地方特色,这才是我作为作家要追求的东西,有独特性也有普遍性。


N:我有点不明白您说的超越性,主要是强调对底层的关怀吗?


L:有不少小说有地方色彩,但可能在我看来是不够好的。你读鲁迅笔下的鲁镇、未庄、乔伊斯的都柏林,福克纳写的南方的庄园,那些故事有地方色彩但无一不成了文学经典,我们读《红楼梦》《金瓶梅》《安娜卡列尼娜》,他们写的时代我们是不熟悉的,写的也不是底层,但只要你进入那个文学世界,还是会被打动。我觉得这才是小说最为根本性的东西。


N:您的写作和自己在多个城市不断迁移求学的经验有什么关系?


L: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学院里,说得好听一点是在象牙塔里度过的。我个人的生活经验还是比较局限的,《潮汕故事集》就来源于我在老家成长的经验和记忆。那些东西沉淀下来,发酵以后就成了我笔下的故事。


只有离开了这个地方,我才能在和陌生经验的碰撞里更好地打量自己。读书这么多年,我每个寒暑假都不断来回,对老家的观感就好像看电视剧,比如寒假回来有人给我说谁谁去帮人家看赌场整了一些钱,下一次再回来就有人讲那个赌场被端了,看赌场的人躲起来了。如果常年生活在那里,可能这样的故事就习以为常,特别是对不写作的人来讲,更多时候只是一个谈资。


这个仔细想一想很有意思,一方面你是个局内人,一方面又是一个局外人。写作的时候它就会蹦出来,给你无穷的资源。


(《后会无期》中的小镇青年)


N:现在大家在不断地提“小镇青年”的概念,电影影视文学都有这样的形象,媒体也不断在提,这好像又变成了很多年轻人一个共同的经验?


L:这个和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有很大关系,社会转型的过程必然会出现这些现象。80后、90后一代人,很多是从小镇出来到了大城市。如果说中国的城乡分化不是那么严重的话,这些现象也就不那么鲜明。比如我们可能不会在美国听到那么多小镇青年的话题,因为他们的城乡分化那么我们这么明显,他们的人口迁徙流动方式又和我们不太一样,除了社会结构,可能我们还得把这些问题放到改革开放、教育、贫富差距这些大背景来理解。


至于小说家,他关注的应该是具体的个体的故事,个体的体验和感受,我本身也是这个社会流动进程中的个人,也是被大时代给裹着走的。我怎么看待自己,也决定了我怎么看待别人。


N:和您之前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相比,《小镇生活指南》里女性故事比重增加了,这两年女性议题的讨论度也变高了。您书写女性命运的时候主要受什么感受的驱动?是一以贯之的,还是有一个深化想法的契机?


L:我对女性主义和女权运动是很陌生的。我写作,基本的规矩就是要尊重笔下的人物,不管男性还是女性。不过女性角色在故事里的色彩确实更明亮些,像姚美丽、《水泥广场》里的慕云,《青梅》里的蓝姨。生活的风浪打过来,她们还是会迎难而上的。这和我理解的潮汕女性有很大关系,她们有很坚强和厉害的一面,是家庭里不可缺失的支柱,我有意无意间会把人性的闪光点放到她们身上。


N:您在之前的采访里提到过自己很推崇“批判现实主义”,您怎么看小说批判现实的功能,在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里会如何体现出来?


L:你讲的是文学之外的一种社会功能,文学和社会的关系一直都在那里,在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那里比较明显,比如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我的意思还是说,作为写作者,他不可能永远只盯着文学本身,他的创作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小说家对社会现象的反思和思考,都会投射到他的创作中。如果文学创作只满足于个人趣味,那样的文学也没有太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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