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年的六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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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青年研究中,还是在青年工作中,人们都经常会提到“青年问题”。青年问题是指青年发展中出现的具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的不正常、非期待现象。青年问题不符合人们的普遍期待和社会的一般状况,因而被人们视为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青年问题属于青年现象,但这种现象不是出现在个别青年身上,而是多数青年面临的发展问题,或至少是一定数量青年中存在的倾向性问题。青年问题属于人的发展问题,除具有人的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之外,还包含着青年特有的发展困扰,因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正因如此,对青年问题进行完整而准确的界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多年前就曾有文章指出,“把青年问题研究中特有的一片混沌整理就绪殊非易事。除了一些零星混乱的研究结果之外,我们尚未见到概括性的理论”[1]。时至今日,这种概括性理论欠缺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观,青年研究界仍然缺乏关于青年问题的整体性研究和一般性界定。


青年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范畴,而是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具有多维度的指向,因此要对青年问题进行仔细辨析,做出具体的科学区分。根据青年问题的产生原因和表现形态,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可以在整体上把青年问题分为不同的类型,对每一种青年问题进行一般性的解读,从而对青年问题做出概括性的理论阐述。


一、矛盾性青年问题


从哲学角度看,人的发展是充满矛盾的,这些矛盾就成了人的问题。与中年人相比,青年作为14~35岁的人,处在自身发展的快速时期,尤其容易出现各种发展性矛盾。矛盾性青年问题是指青年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内在矛盾。这种青年问题的典型表现形式是未成年青年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矛盾。


从生物学角度看,“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非特定化”[2],这是指人的器官在构造和功能上具有行为非特定化的特征。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物,这种未完成蕴含着可塑性和发展性,因而总是处在不断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完善之中。人要维持自身的生存,就必须超越纯粹动物的生存方式,在超自然的、非本能的生存方式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和进化。


人的潜在的素质和能力,自然界没有在人出生时就赋予人,没有使它们一步就达到完成,它们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因此,人就必须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身。从一出生就适应自然环境的角度看,人的生理器官和功能在特定化方面存在不足和不完善,这促使人必须尽力地、持续地发展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人在生物学上的不足,恰恰成了人的发展的起点和空间。


人的发展之所以有必要和可能,是因为人与生俱来的自然结构具有非特定化、非专门化、不确定性、不完善性、未完成性的特征。在人的一生中,青年时期是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快速进步时期,也是人的生理功能形成和成熟的时期。因此,青年的发展不是一种劝导性的行为规范,而是植根于人的自然结构的必然选择,“首先是人的自然性的发展”[3]


在青年问题的学科研究中,最早的是20世纪初心理学家对于青年心理发展的研究。后来产生的青春期理论作为一种跨学科理论,对青年发展的矛盾性做出了多层面的阐释。就青年发展存在矛盾而言,青年问题的“根源在于青年的深刻的内心冲突、情绪感染或是不同体验之间的矛盾”[4]。青年的职业融入问题,可以被解释为青年在情绪和认知上与新的职业环境相适应的问题。从生理和心理发展的角度看,人的一生中,青年早期是充满发展矛盾和成长风险的阶段。


未成年青年随着荷尔蒙的日益分泌、性意识的逐渐萌发和外貌的明显变化,会产生成人意识和各种生理困惑及心理烦恼。以第二性征的出现为标志,未成年青年的身体、生理、智力在加速变化,这些变化使得未成年青年形成了性别角色意识,并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许多未成年青年会出现青春期心理的动荡,产生激奋和自豪,或者消沉和自卑的情感体验。未成年青年逐步形成了自我意识、自主心理和个性特征,产生了社会交往的需求和社会参与的愿望。他们“面临着自我评价与社会认可、自主倾向与社会依赖、交往冲动与封闭倾向、社交增多与角色混乱等新的矛盾冲突”[5]


青年个人如果不能调节好心理发展中的矛盾冲突,就有可能会出现自我中心、自卑消极、固执偏激的现象,产生人格发展的障碍和异常。青年研究界很关注部分未成年青年出现的学习障碍、情感失常、反社会行为、青春期心理危机等心理发展问题。青年早期被有的研究称为“叛逆期”“暴风骤雨期”,这未免有夸张的成分,但这个时期无疑属于人的心理发展问题的多发期。家庭、学校和社会都要帮助青年养成健康的社会态度和行为适应,引导他们自觉地化解内在的矛盾冲突。


矛盾性青年问题的发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青年研究界,对青年问题的社会性有较多的研究,但对青年问题的自然性关注较少。


其实,青年问题首先属于一种青年发展的自然现象,表现为青年成长中不可避免的矛盾。尽管青春期理论只适用于对未成年青年的解释,而不涉及已成年青年,但是,从整个青年阶段看,青年发展问题具有相当程度的自然性因素。


人的许多困扰和麻烦,一般说来在14岁之前出现得不多,在35岁以后大多已经解决,因此,人在青年时期往往会发生较多的发展性矛盾。青年作为人生的一个阶段是“古已有之”的[6],但在不同时代,青年的年龄区间是有差异的。考虑到青年年龄区间的时代差异,当代青年问题发生的年龄区间与春秋时期孔子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14岁之前,一个人属于少年儿童,受到家庭的抚养和保护,得到家长和教师的教育,处在政府、家庭、学校和社会安排和预设的物质生活、思想意识和人际关系的环境之中,在通常情况下较少直面尖锐的发展问题,偶然遇到了也往往不会有多大的危害。


人到14岁成为青年之后,这种相对安静平顺的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个人进入青年阶段,自我意识就会明显地增强,开始发现外部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求知欲也特别强烈,真正开始“志于学”时期,会出现不少的学习、生活和工作问题。这些问题伴随青年的高中、大学学习和随后的就业,持续21年的时间,到了35岁以后,人的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如受教育、成家立业等,基本得到了解决。即使没有解决的,也大致定型了,不再成为突出的发展问题了。


二、困难性青年问题


青年的生活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社会的发展为青年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和条件,因此,青年的生活水准总体上在不断提升。但是,青年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家庭,具有不同的个体特征。有些青年受到社会消费环境的影响、家庭经济条件的制约和自身谋生手段的限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生活困难,这样就产生了困难性青年问题。


很多青年问题都是出现在青年民生领域,表现为困难性青年问题。政府和社会要关注困难性青年问题,改善困难青年的生活条件,为他们分忧解难,让他们感受到关爱就在身边、关怀就在眼前。


民国时期的学者通常从青年生活角度看待青年问题,普遍把青年问题看成是青年的生活困难。有学者提出,“所谓青年问题,就是在青年的生活上所发生的困难或变态”[7]


例如,有些青年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不能顺利上大学,或者走出校门后难以找到工作岗位而出现生计问题。在遇到特殊环境或特殊刺激的情况下,青年个体如果不能随之改变平日的生活习惯,就会出现生活困难。一个青年“遇有问题,就集中力量以求解决,故心态往往反常,发生变态或病态的现象”[8]


例如,青年上学是正常现象,而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或家庭变故,或不满意而辍学,或因为考试不及格而退学,就都是反常现象。有学者把青年问题看成是“青年苦闷问题”[9],当时有学术刊物还专门推出了“青年苦闷问题”专号。


今天,青年的物质生活水平总体上有了普遍的大幅度提升,但毋庸讳言,有些青年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生活压力问题,因而生活困难仍然成为一种现实的青年问题。青年学生的生活来源在于家庭,生活水准的高低取决于其父母收入的高低。这样,那些出身于贫困家庭的青年学生就会生活拮据,发生困难性青年问题。


在社会生活中,青年大多是人微言轻的,在人的权利和利益的分配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境况。这主要是由于年龄和资历的原因,青年在公共政策中缺乏建议权和制定权,在社会利益分配中缺乏选择权和决定权。青年在职场中普遍入职的时间不长,职位相对较低,收入相对较低。有调查表明,当前社会给予青年的报酬总体偏低,近七成青年收入水平低于本地区居民、本单位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不少职业青年勉强维持生活,甚至入不敷出,被媒体称为“日光族”“月光族”。


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部分青年的住房问题非常突出,高房价对于那些缺少父母资助的青年来说无疑是压力如山。


有调查显示,许多大学毕业生把四成收入交了房租,两成城市青年因住房压力而晚婚晚育,三分之二的城市青年感到住房支出使他们倍感生活压力。一些住在拥挤的城乡结合部的大学毕业生被有的研究比喻为“蚁族”,而且这种说法广为流传。大众传媒和社会舆论流行着与青年民生相关的热门词汇,如“房奴”“孩奴”“卡奴”“啃老族”等。这些盛行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青年生活的艰辛状况。


困难性青年问题涉及教育公平、劳动就业、收入分配、住房保障、物价上涨等与青年生活相关的广泛社会领域。除了原生家庭经济条件好和个人处在职场上层的那些青年容易获得较好的社会资源之外,许多青年处在职业竞争的第一线,面临生活成本高昂、工作压力很大的现实境况。


高企不下的房价、生活保障的不足、社会支持体系的缺位,使得众多青年难以在物质世界和资本空间中占有一席之位。庞大的青年农民工不仅很难进入公共事务决策层和资本世界之中,而且其情感和精神空间面临贫瘠化的问题,精神文化生活比较贫乏。


部分城市青年包括白领青年群体、高知青年群体,不仅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而且情感生活存在缺失,被称为“剩男”“剩女”。即使拥有高学历的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在巨大的生活压力面前,部分人也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有太多的无奈和无助。


有的青年教师迫于生活压力而热衷于短期功利行为,有的则不能安心自己喜欢的教学和科研,这导致优秀青年人才创造力和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现实生活的巨大压力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严重缺乏,使得许多青年从现实逃离到虚拟网络,在虚拟世界里寻求数字化的人际交往乐趣和虚幻的精神刺激。巨大的经济压力导致许多青年不敢轻易放弃目前的工作去寻求自我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可见,生活困难会直接制约青年的优质发展。


三、越轨性青年问题


青年的发展是青年政治社会化、道德社会化和知识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中,并不是每个青年在任何时间都能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主导规范相一致。越轨性青年问题是指部分青年出现了偏离社会主流价值观、不符合社会主导规范的现象。这种青年问题属越轨性质,具有偏差和违反的外在形态,与社会通常的、人们预定的青年发展轨道不一致。


有文章曾指出,青年问题表现为“青年中比较普遍存在的、与社会要求不一致或相背离的、并应该着手解决和改变的某些现象”[10]。这些违反主流价值观和主导规范的青年现象,既抑制和损害青年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因而是消极的,需要进行应对和解决。


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偏离是越轨性青年问题的突出表现。价值观在青年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青年的一生都会产生持续的重要影响,同时,青年处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引导青年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任务。


在当今开放的世界中,伴随人们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人们的各种思想观念相互激荡,有些消极落后的思想观念在互联网的助推下得到快速传播,这使得缺乏辨别力的少数青年出现了反主流、反权威的意识,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他们对主流价值观的认知和认同。这个问题要给予特别的重视和切实的解决。


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很关注青年的思想道德,提出了在青年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措施。解决青年的价值观问题,需要对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改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但不能只是停留在思想教育上,还要进一步从政策和制度上引导青年、教育青年,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增强青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社会主导规范的偏差是人们关注和重视青年问题的重要原因。这种偏差既体现在青年社会化不足,也体现在过度社会化。部分青年社会化不足是指他们对社会规范的内化程度不够充分,难以或者不能有效地适应和顺利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


学习不够、实践不足和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使得一些青年没有能够获得进行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和必要技能,会产生负面情绪和越轨行为,甚至导致极少数青年走向反社会体制、反社会秩序的歧途。部分青年过度社会化是指他们处在过分强调社会共性、过度建构社会秩序的格式化社会中,自身特性被忽视,个性不能得到应有的张扬。青年个性一旦被视为越轨甚至异端而受到压制,就会扼杀青年蕴藏的生机和活力,窒息青年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


越轨性青年问题会导致青年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与他人、与社会之间发生冲突。这种冲突表现在青年如何与他人建立正常的社会关系,形成亲社会的社会行为。青年问题由于偏离社会的一般规范和人们的普遍期望,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动摇,甚至引发了社会冲突,因而被认为是社会运行过程中一种不稳定的因素。


从社会和谐的角度看,青年问题构成了对社会和谐的挑战,如青年无序的政治参与会冲击已有的政治利益格局。对社会现存的规范和人们已有的期望而言,青年问题作为一种规范的偏离和期望的偏差,是一种不良行为和负面现象。这种不良行为和负面现象阻碍了青年的社会化过程,消解了社会的稳定秩序,制约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反映性青年问题


青年问题表面上属于青年自身的问题,实质上是人的共同问题在青年身上的投射和反映。上世纪80年代,有学者在分析青年问题根源后认为,青年问题不只是青年的问题,“青年问题实际上是人性问题”[11]


青年问题在本源上是人的共同问题,是由于社会关系失调和社会利益分配失当而引发的人的问题。青年与社会关系的失调导致青年的非正常发展,并损害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青年的奋斗精神、青年的就业等许多青年问题,尽管发生在青年身上,然而是人的问题、社会问题的具体体现。


当代青年生活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有了大幅度提升的新时期,这本是青年发展的良好物质条件。但是,部分青年受到社会上弥漫的物质主义价值取向的负面影响,过分追求物质和感官享受,缺乏艰苦奋斗精神,这不利于青年的全面发展。


有些青年把追求目标指向感性世界,受制于外在存在物,从而沦落为工具性的存在,丧失了人之为人的精神性发展。这是现今青年发展的一大困境。有的青年沉溺于追求物质的快乐之中,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享受,不惜透支自己的体力和精力。有的青年在精神上为物欲所困,滋生痛苦、失望、郁闷等各种负面情绪。


当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开放、快速变化的社会。“不断制造、生产与分配风险,不仅成为现代社会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基本特征,而且也成为现代社会人的发展风险生成的重要根源”[12]。青年问题是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当代社会具有鲜明的市场性、开放性、流动性特征,这不可避免地会给青年的发展带来各种风险。


首先,从市场性看。市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把制造和生产的风险转移给社会生活的各个人群,而其中对于涉世不深、阅历不足、资历不够的青年群体来说,其受到的风险往往更大。例如,市场择业、市场创业给部分青年带来失业、失败的风险。


其次,从开放性看。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个人与他人之间的交流和交往更为经常,也更为复杂,青年个人由于生活经验的局限和辨识能力的不足,容易被误导、被欺骗、被伤害。当代青年的生活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对于长辈来说有时会感到比较陌生,这使得青年在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上容易被看成不合常态。


再次,从流动性看。人的流动意味着不稳定,而不稳定则意味着发展的风险。对于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青年而言,一切都在快速变化,一切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稳定性,自身发展潜藏着各种风险。典型的是未成年青年面对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忍受着见不到父母面、得不到父母陪伴的痛苦,这影响着这部分青年的正常发展。


在现实生活中,青年问题常常被人们归因于青年自身。例如,有人认为青年的感性、冲动和心理不成熟导致了青年问题的产生。这样的看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总的说来是表面现象,没有抓住本质,掩盖了青年问题的真相。我们要把青年问题放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看待。“只有将青年放到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放到特定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去分析,才能更深刻、也更全面地认清各种青年现象和青年问题的本质”[13]


青年问题是源于社会问题的,是对人的问题的反映。例如,青年就业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就业状况的反映;部分青年的住房问题也是社会住房制度和住房状况的反映。


青年问题属于一种社会问题,但不能反过来说,社会问题就是青年问题。这是不可混淆的逻辑关系。


个别研究认为,青年问题与社会问题存在“同构现象”,即许多社会问题从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直接表现为青年问题,如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农民工问题,以及道德失范、性与犯罪、艾滋病、心理疾患、网络成瘾等等问题,从年龄、数量等特征看,青年已成为社会问题之主体人群。这种说法把青年作为社会问题的主体人群,显然是夸大了青年在社会问题中扮演的角色,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事实上,社会中更多的是各种跨年龄人口的社会问题,如道德问题、扶贫问题、环境问题、犯罪问题等。即使就某一年龄人群来说,也存在并不比青年问题更轻的儿童问题和老年问题。从青年与社会的关系看,青年不但是社会的产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青年是社会的一种“塑造”,社会对青年的影响远远大于青年对社会的影响。


从本源上看,青年问题是社会问题在青年人口中的反映,本与末不可倒置。如果要用“同构”这个词,也应该是社会问题对青年问题的“同构”,而不能是青年问题对社会问题的“同构”。


从现实情况看,青年的主体是青年学生和职业青年。青年学生即使是大学生,也是被教育者,一直处在社会化过程之中,不断地为家庭、学校和社会所塑造。职业青年固然比青年学生有更多的参与社会事务和社会治理的机会,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然而,职业青年更多的不是青年的特质,而是所在行业的特质,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是以职业身份,如教师、工人、律师、警察,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进行社会生活。


职业青年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发展问题更多地打上了所在职业和行业的特点,与所属职业和行业的人群融为一体。以上文说的所谓“同构”现象为例,农民工问题不只是青年问题,更多的是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共性问题;道德失范问题,就更不能只说成是青年问题了,因为没有证据说青年的道德失范比中年人和老年人更严重。


还应该指出的是,青年本身分为不同的群体,对于同样的社会问题,不同的青年群体的感受是不同的。例如,对高房租、高房价感受最深的是处在恋爱婚姻阶段的大城市青年,而高中生、大学生的感受暂时还不明显。在农村,耕地减少首先打击的是青年农民。“从根本上说,青年问题是社会问题在青年群体中的体现,而非青年自身的问题”[14]青年问题是一种社会问题,也浓缩了社会的诸多问题。


青年问题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是与青年发展相关的社会矛盾的集中呈现,因此,青年问题的解决要从社会寻找原因,通过社会变革化解社会矛盾,促进青年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有研究指出,青年的反叛运动往往“反映了青年中积累起来的意义系统、表达方式和手段,青年试图通过这些方式和手段向处于主导地位的意义系统发起挑战,以改变自身处境并获取社会的认同”[15]


可见,解决青年问题的重要措施是社会应该给予青年更多的意见表达机会,更充分地吸纳青年的意见和建议。党政部门要努力创造条件,让青年能够有效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治理,在公共治理中发挥作用。


青年参与使得青年有机会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能够帮助青年更准确地认识自我,获得丰富的切身体验,从而更客观地认识社会。在青年参与中,青年为社会的发展服务,社会也为青年的发展服务,青年与社会形成了一种和谐共生的良性关系。


五、失衡性青年问题


各方面的青年作为处在共同年龄区间的人,固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性,形成了一个青年整体,但无论是不同青年群体之间,还是不同青年个体之间,在自身发展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一旦不合理,导致青年发展机会不公平,就产生了失衡性青年问题。


青年发展上的不均衡,不只存在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还存在于阶层之间、家庭之间。青年个体来自不同的家庭,分布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自身发展条件,因而在自身发展资源的占有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就不同的青年群体和个体而言,青年的发展在现实中仍然存在各种障碍和不公平。青年应该具有平等的自身发展机会,然而“社会成员身份代际传递现象愈演愈烈”[16],这致使不少青年难以获得平等对待。无论是青年获得教育权利,还是青年获得就业和升迁机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公平之处。


教育是青年发展的重要途径,直接关系到青年如何发展。对于来自社会底层的青年来说,教育是改变出身、向上流动的基本途径。然而,目前公共教育分配机制不是很合理,对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存在城乡和地域的差别,农村青年难以得到城市青年那样良好的教育条件,这导致农村青年总体上受教育水平比城市青年低,农村青年进入重点大学读书的比例远远低于城市青年。


市场经济加剧了社会的分层,青年的受教育机会打上了自身社会阶层的烙印,来自农村家庭和城市弱势群体的青年在受教育机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现实生活中,有的青年能够花几十万元出国留学,而有的青年交不起几千元的大学学费。名牌大学中来自社会底层的青年比例不高,教育改变青年出身的功能正在减弱,有人为此发出了“寒门难出贵子”的慨叹。这需要教育行政部门从高校招生、学生管理、就业指导等多方面入手,运用政策工具,给予那些在社会底层的青年更多的政策倾斜和支持,增加这些青年获得公平教育的机会。


就业是青年发展的新起点。高校毕业生和进城务工青年的就业问题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目前,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高校毕业生需要就业。青年就业受到包括家庭背景在内的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些青年在择业时遇到“拼关系”“拼爹”现象,面临着不公平的择业机会。有的高校毕业生一时没能找到工作,没有生活收入,只能继续依靠父母生活,被称为“啃老族”。


解决青年的就业问题,根本上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和就业岗位的增多。政府部门要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营造一个公平就业的社会环境。用人单位和高校要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更有效的就业服务。对于那些来自贫困家庭暂时没找到工作的高校毕业生,政府可以开发一些公益性岗位,为这部分人提供临时的就业机会。


职业发展是青年继教育发展之后的又一个重要发展。青年职业发展的理想状态是人岗相适,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但是,青年学非所用、用非所长的现象,目前还不少。社会存在比较严重的青年社会阶层固化和社会阶层代际传承性问题。


在“富二代”“官二代”“农二代”“贫二代”现象仍然存在的情况下,部分青年的职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父辈因素和家庭条件的影响,面临着不公平的发展机会。


在一些行业和单位,青年的晋升除了看才能、业绩和资历,还受到社会关系等不正当因素的干扰,难以实现自我发展的机会。部分青年在职场中缺乏公平的上升机会,这导致出身社会底层的青年难以“鲤鱼跃龙门”,弱势青年群体向上流动的通道不畅,普通青年难以凭后天努力改变命运。解决青年职业发展问题,有赖于政府部门和用人单位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公平的同场竞技的青年职业发展环境。要注重对青年职工的培养,积极鼓励青年岗位学习、岗位成长,敢于大胆使用青年人才。


青年教育、就业和职业发展的不公平,会衍生出青年婚姻问题、家庭稳定问题,并进一步对青年的价值观产生影响,从而演变成影响青年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青年获取公共发展资源方面存在的不公平,导致青年参与社会竞争的起点机会不平等。因此,应对青年问题的重要措施是通过青年政策手段,给予弱势青年群体更多的政策倾斜,为不同阶层青年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


六、认知性青年问题


青年问题在整体上具有客观性,建立在客观事实之上,但也有一定的主观性,包含人们的主观看法。青年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有的是客观存在,如青年早期的心理发展矛盾、社会化过程中的矛盾,也有的是人们的不同看法和认识,如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方面的不同和冲突。这就是说,某些青年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的一种认定,有较大的“建构”成分,属于认知性青年问题。


每个人对青年问题的性质、程度和后果的看法,未必是完全相同的。青年问题的认定是一个包含多种因素的复杂过程,不同的个人会依据自己的立场和认知来判定青年问题是否存在、是什么样的存在、如何给予解决。例如,对于青年的生活方式问题,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会给予不同的评价,甚至具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从认识论角度看,人们在有的青年问题上存在统一的看法,而在另外的青年问题上存在不一致的看法。在一定意义上说,什么是青年问题,如何评价青年问题,这都与人们的价值判断相关。青年问题的主观标准一旦改变,人们就会对青年问题做出不一样的认定。可以说,青年问题的存在状态是一回事,这种状态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迹又是另外一回事。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青年问题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被有的人“感到”“看作”“认为”属于越轨性质或偏差性质,本质上是违反了这些人的期望或他们认可的行为规范。


例如,青年学生的课外学习问题、大龄青年的恋爱婚姻问题,青年自身对此的看法往往不同于家长。就思想道德、政治观点、生活方式说,如果没有人们的主观判断,就没有这些青年问题的存在,甚至于有什么样的主观判断,就会有什么样的青年问题。


从哲学层面看,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因而要辩证地看待青年问题。青年问题包含着一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普遍被看作是消极现象。


但是,“从社会层面看,青年问题常常是社会急剧变迁过程中危机症候的提示,是青年对日渐暴露的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反应”[17]。这种提示和反应表现为一种对于社会革新的呼声和社会改变的压力,能够促使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政策,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问题不只是一种负面的社会现象,有时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有研究指出,“青年激进主义有良莠之分”[18]。青年的一些激进行为在很多情况下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但“它反映了青年对社会的关注和承担责任的自觉态度”[19],客观上对于推动社会变革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


从理论上说,一个社会的和谐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静止不变的状态,而应该是具有高度灵活性和开放性的社会状态。人们不可以简单地以是否有利于现有社会秩序和既有利益分配来判定所有青年问题的是与非。是与非,要根据看问题的立场和角度而定。有些青年问题对既有社会规范产生一定的动摇作用,但促使社会采取新的措施“解决旧的和谐中的不合理问题”[20]


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新的社会变革仍在起步阶段,原有的社会矛盾尚待解决,各种社会压力往往凝聚成文化思想问题,以某种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青年问题便是如此。


有文章提出,“从本质上看,青年问题是一个仍显单一的社会面临多元开放时必然面临的社会问题,久已压抑、集中爆发的开放要求和仍显保守的社会状况并不适应”[21]


在改革开放之前职工“吃大锅饭”的情况下,有些青年职工出现了消极怠工的问题。这是偏离企业管理者期望的,但它构成了一种压力,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劳动分配制度改革,这应该说属于是而不是非。在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青年会试图打破那些不合理的利益分配和非现代的治理方式。每个时期面临的青年问题是不一样的,既有的一些青年问题得到解决,又可能出现新的青年问题。人们不能以有无青年问题作为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准,关键是要看能否有效地对青年问题进行控制,并加以解决。


综上所述,青年问题存在多层次的内部结构,具有多方面的深刻内涵,表现为多类型的外在形态。对青年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发现每一种类型青年问题各自的产生原因和表现形态,就可以对各种具体的青年问题有更清晰的认识,从而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去解决。


总的说来,青年是有意识的独立存在,具有人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因此,青年在解决自身问题中具有能动的作用,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青年问题不能只被看成是青年个人能力和适应的结果,而同时应看成是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的缺失,尤其是青年政策建设滞后的结果。


因此,青年问题的有效治理,根本上有赖于制定和实施积极的青年发展政策,运用政策工具整合党政部门和社会各方面的青年工作资源,改进党政部门和社会对待青年的方式,解除不利于青年发展的制约和束缚,为青年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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