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受阻、债务集中到期,万达商管遭遇至暗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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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万达负面消息不断:穆迪将万达集团评级由B1调至B3,并列入负面观察名单;收购的AMC宣布关闭全球1000家影院、解雇600名员工;万达体育将9亿美元收购的铁人三项业务,以7.3亿美元亏本甩卖;万达酒店2019年报显示净利润-1.50亿港元,而2018年为7.66亿港元;万达电影2019年报显示亏损47.29亿元,同比下滑324.87%……

遭遇危机的不仅仅是外延业务,作为万达集团基石的商管业务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2020年4月17日,万达商管发行50亿元中期票据,以置换4月19日到期的60亿元规模“17大连万达MTN002”债券,这是三年来首次发债,利率更是在同行之中高企,同期金地集团、中国中铁、金隅集团等都在下调债券利率,譬如金地集团将“18金地03”公司债利率由5.29%调降至1.50%。

如今的万达商管,有人认为负债压顶而手中现金逐年减少,考验公司的偿债能力;有人担忧净利润长期增长乏力,在疫情之下如何寻求突围;有人质疑登陆A股资本市场遇阻,未来能否顺利完成IPO对赌协议。

市场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王健林的颓势。

近700亿元债务集中到期

“万达玩的是空手道,一分钱不出就能挣钱。”王健林曾在一次公司年会上毫不掩饰地道出经营之道。

高负债、高杠杆成为王健林手中披荆斩棘的利器。

“什么清华北大,都不如胆子大”,在王健林的指挥棒之下,万达商管2016年有息负债(编者注:需要支付利息的债务)达到2266亿的历史高点。

据启信宝数据统计,万达商管是万达集团的旗舰,前身是万达商业地产,2018年才进行更名,当前大股东为万达集团,而实控人为王健林,总计持股61.13%。 

万达商管实际控制人是王健林

很快,王健林就尝到苦果了。

2017年,绷紧的资金链成为悬在王健林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还债成为万达的关键词:“2017年是万达集团历史上难忘的一年,万达经历了风波,承受了磨难。”

所幸王健林是个狠人,及时断臂求生将万达商管的文旅等业务甩卖才获得喘息的机会,尽管如此,有息负债依然令万达商管承压。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末,万达商管的总资产为6050.52亿元,净资产为2717.69亿元,总负债为3332.83亿元,其中有息负债为1886.89亿元,为2016年来最低,然而官方也坦承:“发行人有息债务呈现下降趋势,但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瘦身”之后,王健林并未放弃万达商管的扩张之路,对资金的需求较为旺盛,譬如截至2019年12月末,万达商管在建及拟建万达广场共有19个,分布于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桂林等地,预计总投资164.91亿元。

与之对应的是,万达商管手中的现金已呈逐年下滑趋势,2017年~2019年前三季度货币资金余额分别为1198.13亿元、832.70亿元、601.42亿元。而债券又集中到期,2020年~2021年,万达商管分别要偿还328.06亿元、367.54亿元的债务,合计695.60亿元。

依此推算,倘若不借钱的话未来能否如期还钱,就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这就是为何时隔三年万达商管再度伸手借钱。

其实,王健林一直认为“富贵险中求,敢闯敢干竞风流”,未来能否把高负债的危机变为转机,仍有待观察。

失去盈利增长曲线

负债是一重考验,而经营是另外一重考验,这一关更为艰难。

万达商管最新财务报表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490.98亿元,同比下滑31.83%,净利润为185.28亿元,同比下滑26.51%。

实际上,万达商管2012年以来净利润几乎没有增长,在200亿元~330亿元波动成为常态,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转型电商失败,另外一个是剥离了房地产业务。

“万达进入的行业,其他企业无论国企央企,都没机会做老大。”习惯了高举高打的王健林,不曾想在电商一役中遭遇了“滑铁卢”。

万达创始人王健林

2014年8月,万达电商注册成立,7个月后上线名为“飞凡网”,O2O被王健林奉为新战略:通过线上带动线下,从而形成完整的商业价值链,以抵消电商对万达广场的冲击。

寄予厚望的O2O打法,迟迟探索无果,2017年年底开始边缘化,之后尝试改进打法,渴望打造智慧零售生态体系,迄今难言成效。

一名互联网观察人士告诉锌刻度:“电商是烧钱的货,但不是仅靠烧钱就OK的,万达胜在坐拥丰富的线下商业资源,然而挑战在于缺乏电商基因,这不是靠大手笔投入、挖人就能解决的,更为糟糕的是决策层初期目标定得过于宏大,执行时未有变通,不接地气的后果就是耗费巨资引来的流量,难以沉淀下来,主要依赖各种优惠活动维系黏性,从而导致成功越来越高。”

对此,王健林也有清醒地认识:“老想大规模来做,如果就为万达广场、旅游度假区研发,可能早就整出名堂了。”

探索电商遇阻,王健林将宝压在线下“轻资产”开发模式,也就是投资方出钱、万达提供品牌、招商、管理等,租金收益双方按比例分成。

不过这个打法,也有市场人士表示质疑,资深地产专家薛建雄公开表示:“这几年整个市场严重供过于求,万达广场也没有什么优势了。”

错失电商这个外部增长极不说,房地产业务则因为要IPO不得不逐步剥离,从而逐步降低盈利贡献,到2019年底已经全部剥离,如今又失去一个内部盈利点。

而剥离的房地产业务被全部注入万达地产集团,多家媒体报道该公司计划到2021年重回千亿元规模,而据克而瑞榜单显示,2019年万达地产集团全年销售566.8亿元,位列行业第59位。

此背景下,万达商管不得不依赖租金收入,而2020年“黑天鹅”降临,疫情之下为商户免租的万达商管,不得不面临持续的经营压力。

IPO充满不确定性

即使剥离房地产业务,万达商管IPO之路依然不明朗。

2014年12月23日,万达商管于港交所上市,然而上市首日就跌破发行价,之后股价表现一直低迷,令王健林愤愤不平,三思之后其决定2016年9月私有化退市,改道投奔A股资本市场,渴望获得中肯的对待。

而对顺利回归,王健林自信满满,表示上市之后不会套现:“我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至少中国最大,或者说有没有可能世界最大的慈善基金,我奋斗的目标就是享受这个过程。”

于是,2018年1月万达商管入腾讯、京东、苏宁、融创四家战略投资者,并签订对赌协议,承诺将于2023年10月底前实现上市。

万达商管获得战略融资后重启扩展之路

不曾想,2019年2月15日证监会中止了证监会的IPO审查,不啻于当头一棒。

“为了顺应规定,王健林主动采取了‘去房地产化’,但这个过程拖得较长,或许是中止的重要缘由之一。”一名私募人士告诉锌刻度,“中止不代表终止,后面还有重启的机会。”

不过,也有市场人士表示不排除重启的可能,但重启的前方阴云密布,特别是在遭遇“举报门”之后。

奥沙健身董事长宋兴龙于2020年2月16日实名举报万达商管不符合上市条件:全资子公司万达投资涉嫌违法经营;三名高管涉嫌巨额合同诈骗等罪;未尽到如实披露义务,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

“我觉得这样的公司根本不符合上市标准。”宋兴龙表示已成功向证监会举报,而万达商管公开回应举报与事实不符;“租赁合同纠纷败诉后,故意捏造事实。”

多方人士表示,举报难免会引起证监会的重视,从而对IPO的审查势必更为严厉,而万达商管缺乏业绩增长极的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了:不管故事讲得再好,最终还是要落脚在业绩上,如何打破净利润增长瓶颈,以证明自身的成长实力,是闯关成功的关键所在。

万达商管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毋庸置疑的是,万达商管的前行之路荆棘丛生,一面要在负债高企之下寻找净利润的增长曲线,一面要获取监管层的信任,在对赌协议大限之前成功登陆资本市场。

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健林的至暗时刻并未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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