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瓶颈,苏州不甘只做“最强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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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苏实验室”揭牌的余韵尚未消散(猜你想看:《瞄准“国家队”,苏州这步棋晚吗?》,苏州制造业重塑又迈出一步。


前不久,苏州召开生产性服务业推进大会,在发力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提出打造“生产性服务业标杆城市”同时,将苏州最近一系列动作定义为发展“新苏州制造”。


为何苏州此番瞄准生产性服务业?


用苏州市委书记蓝绍敏的话来说,生产性服务业是苏州的必然选择,是赋能“新苏州制造”的利器,也是苏州的职责担当所在。


有研究表明,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程度提高1%,制造业效率可以提升39.6%,“制造业最发达的地方,理应成为生产性服务业最好的地方”。


眼下,高端制造业成为城市新一轮竞争焦点,破解产业结构性问题无疑迫在眉睫。而对于苏州制造而言,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早在几年前就已出现。


伴随外企接连“出走”的争议,苏州加工贸易面临的问题受到多方关注,制造业大市的转型难题被暴露在台前。如今,转型行至中局,提出冲击“中国制造业第一市”的苏州,正在迈出关键一步。


代工“后遗症”


苏州是如何理解“生产性服务业”的?


《扬子晚报》近日发表解读文章称,苏州鼓励制造业企业把具有行业前景和雄厚基础的服务类业务分离出来,更加聚焦于自己的核心业务,助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文章特别提及,耐克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新产品的研发和市场营销上,只生产最关键的气垫系统,其余业务几乎都由外部公司制造,产值年递增率高达20%。


这极易让人联想到十年前苏州的困境。


2009年,耐克将位于太仓、由丰泰集团管理的鞋类生产业务,转移至其位于亚洲其他地区的工厂。当时,苏州正面临诸多外资企业撤离担忧,连带当地代工厂大量倒闭,耐克正是外迁的全球500强企业中的一家。


此前,有业内人士提醒,由于长期从事OEM业务,代工厂没有自己的品牌,一旦订单量下降,抗风险能力将大大下降。因此,苏州制造业转型已是当务之急。


苏州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三年前,时任苏州市委党校市情研究中心副主任傅伟明指出,苏州代工企业的转型升级从2010年就已在推进,但效果不甚明显。


以2015年数据为例:外企实现加工贸易进出口额1480亿美元,占苏州加工贸易总额96.3%,且外企加工贸易占比为69.7%,一般贸易占比25.1%。


也就是说,苏州外贸出口主体以外企为主力,且外企加工贸易在贸易方式中的占比较高,外贸结构仍以代工为主。


傅伟明调查发现,由于对现有经营模式的强依赖,代工企业普遍显现出转型升级愿望不强、动力不足的情况。而即便“大难临头”,由于人才储备、政策扶持等方面的不足,他们通常存在战略性迷盲,对转型方向不清、方法不明。


根据苏州现有安排,生产性服务业将有效赋能制造业,解决因长期代工而产生的“后遗症”。


比如,苏州将“围绕10个千亿级制造集群,引进、培育一批智能服务型企业”,目的在于加快制造业的数字化改造,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智造”转变。这些企业将提供5G、区块链等基于新兴科技、业态的服务。


而分离企业服务业板块的做法,更被苏州视为将打破由于各企业封闭生产而形成的“低供给”匹配“低需求”的“低效均衡”状态。


蓝绍敏表示,苏州正处于一个“大转型”的过程,需要摒弃传统制造业领域内的“单打独斗”,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驱动制造业升级的“协同作战”,“必须提升整体战斗力”。


工业园逻辑


代工企业的“惯性”,一定程度上来自根植于苏州制造业发展历史的工业园逻辑。


在不少人看来,工业园是苏州产业发展的一笔“横财”。


1992年,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先后考察无锡与苏州,为新加坡工业园区选址。当时,与外界对当时工业强市无锡的期待不同,新加坡选择在苏州设立工业园。此后,新式工业园风格便与苏州“绑定”。


数据显示,到2017年,92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园区共投资156个项目,累计吸引外资项目4000多个,实际利用外资303亿美元。在商务部每年底公布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中,苏州工业园区连续4年摘得综合排名桂冠。


对于苏州,工业园模式既是开山之作,也逐渐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掣肘。


数据显示,自2014年以来,苏州外商投资、固定投资与工业投资三个重要指标进入“下降通道”。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苏州工业园区是原因之一。


正如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教授沈健所说,苏州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都在提高,苏州工业园区经济转型升级面临很大压力。


支撑苏州高速发展多年的工业园,为何失灵了?


2016年,在江苏省党代会期间,时任省委书记李强为苏州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求对标深圳、上海张江、北京中关村与杭州滨江4地展开学习。


在《苏州日报》对杭州滨江的探访稿件中,不乏对两市产业发展模式差异的记录。其中写道,“一个深刻的印象是,这里几乎看不到连片的工业厂房。在钱塘江南岸,更多的是连片高大密集的写字楼,其中很多都是以创新研发为主的企业总部”。


事实上,改变传统开发区模式,被认为是其在新条件下发展的关键。高端制造业早已告别过去效率至上、规模优先的发展模式,相反,对人才的高需求带来了对环境、配套的高需求。不少苏州工业园区的后继者均开始探索,向城区转变。


亦有人对比深圳、苏州两座城市。苏州沿袭了新加坡“政府集中力量办事”的风格,工业园随处可见政府管理痕迹;而深圳则以香港为模版,更倾向于让市场发挥作用。在现有情况下,苏州需要走向融合。


蓝绍敏提出,“苏州有两个标杆,一个是总投资不能低于深圳,另一个就是制造业投资要达到深圳的两倍以上”;“消费互联网看杭州,工业互联网看苏州”,谱写新的“苏杭双城记”。


面对早早起步的深圳、杭州两市,苏州不甘落后。


“内部再分工”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或许将推动苏州走向转型、发力超越。


2010年,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在上海开展推介活动,主题为把苏州工业园区打造为“非凡城市”。这个被称为“二次创业”的做法,目的在于将工业园区改造为产业新城。


而在更早出炉的《苏州工业园区(苏州东部新城)分区规划(2008~2020)》中,提出将在园区打造苏州市的中央商务区和重要的城市服务中心,探索园区走向工业区与新城区相结合的综合功能区。


问题是,如何让城市“生长”出服务功能?


在很多人眼中,在发达的县域经济下,“小马拉大车”的苏州缺乏能够支撑起城区功能的市中心。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服务业总部经济难以找到容身之所——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此前指出,总部经济一般会在国际性大都市繁荣,以此降低融资、市场营销等成本。


与上海相邻的区位优势,为苏州输出源源不断的制造业发展机会,也同时在服务业上形成了对资源的集聚效应。


刘志彪认为,苏州要与上海实现分工。苏州的优势在于发达的制造业,需要与之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所以无论是客户还是市场需求,苏州发展总部经济都有自己的优势。


一种直接的做法是,通过延伸上下游产业和价值链条,承接上海在生产服务功能上的转移溢出。从趋势上看,苏州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互相靠拢、融合发展,前端的工业设计、中端的供应链管理、后端的现代物流业,都在围绕先进制造业提供服务。这也是苏州与上海形成错位竞争的重要筹码。


苏州市统计局发布的一份报告提出,苏州要实现“内部再分工”,增强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带动能力,实现在不同资源优势的区域之间通过功能链不同区段的再分工进行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不仅如此,苏州也希望借此机会,突破“地级市瓶颈”。


有人指出,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制造业发展模式,既是苏州城市能级下的顺势而为,又进一步固化了苏州城市发展边界。在蓝绍敏看来,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能够展现出更多超出地级市层面的城市辐射力,尽可能突破发展“天花板”。


苏州的规划是,一方面,继续向上争取提升城市能级;另一方面,要“做好自己”,做更多提升城市能级的事情,不能满足于自己只是一个地级市,也不能满足于经济总量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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